除了唐朝的神怪形象让人好奇外，其实唐朝时期的侠士形象也很让人好奇，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说。
众所周知，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
在百余年的开拓发展中，它以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包容的文化态度，造就了一批积极进取的文人士子，也给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恢弘壮阔的文学风貌。
但同时，它又经历过安史之乱带来的伤痛。
空前战祸下，文人们目睹了军队杀戮破坏、百姓颠沛流离的种种情状，将豪放化为内敛，理想转为现实，创造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风格。
也正是在如斯环境下，唐传奇诞生了。
异于唐诗咄咄逼人的出场，却一样带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走进了中国文学的殿堂。
“传奇”之名，似起于晚唐袁铏小说集《传奇》，宋人尹师鲁也将“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的《岳阳楼记》称为“传奇体”。
发展到后来，传奇才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小说题材，如元代陶宗仪《辍耕录》即将唐传奇与宋、金戏曲、院本等相并列，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更将所分六类小说的第二类亦即《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定名为“传奇”。
于是，传奇作为唐文言小说的通称，便约定俗成地沿用下来。
而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需要说明，“侠士”一词，主要指行侠仗义之士。
唐人李德裕作《豪侠论》云:“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
论及“侠”，必谈“义”。
在唐代，侠士作为文学形象出现并不仅在传奇小说中，更频繁于诗歌里。
李白《侠客行》中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王维《不遇咏》中有“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除了义字当头的先决特征，更是显出狂放不羁、意气风发之态。
而唐传奇内的侠义类作品，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唐诗中侠士的意趣风貌，更加重笔墨去抒写他们的侠义情怀与精彩人生。
由此，创造出了各类各型的侠士形象，给唐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瑰丽奇艳的传奇色彩。
像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由此观之，我们可知唐代传奇的创作是建立在六朝小说的基础之上，但同时又更加注重语言的表达和情节的叙述，比之前同类的文章要更符合当代小说的标准。
所以，唐传奇中的人物形象、环境描写、故事情节都有着其独特的时代风貌和文体特征。
其中，侠士就是被作为众多文学形象之一而呈现于唐传奇里。
他们的产生与发展是随着整个唐传奇的变化而变化，其本身就可以作为文学史中一部分来进行研究。
首先，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的产生。
的确，唐传奇中的侠士形象，首先是出现在初唐的神鬼类传奇中，而非专门的侠义类传奇。
它的产生深受唐传奇本身文学性质的影响，同时也是社会需要的反映。
唐代传奇是建立在六朝小说题材与内容基础上的，因而深受志怪风格影响，多言神鬼。
这一期间的代表作有唐临的《冥报记》、沈既济《枕中记》、张说的《梁四公记》，以及张鷟的《游仙窟》等。
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路遇怪诞离奇之事，就是斩妖除魔。
无论是人物的精神内涵，还是人物的风采性格，都被情节的诡异奇特大大掩盖。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传奇已经大大突破了志怪的模式。
逐渐以“奇”代替“怪”，开始侧重与人间发生的事，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人性道德观念等连接起来，与具有一定恐怖性的离奇的“怪”，开始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因而，这一时期的作品出现了依旧具有志怪特性却又在现实中行侠仗义的角色，这是唐传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唐传奇中侠士形象产生的开端。
同时，从社会发展来看，侠士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经历长期的战乱后，人类渐渐明白自己无法为所欲为，还要时时受到命运的钳制。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渺小，由此产生一种被拯救的欲望。
神也罢，佛也罢，上帝也罢，真主也罢，都是人类被拯救愿望的客体化。
残酷的现实让文人们开始意识到，无所不能的神灵未免过于虚幻，打抱不平的侠客更切近人世间。
带着对侠士的憧憬和构想，“奇”替代了“怪”，“侠”代替了“神”。
作为活生生的人的“侠”，要比不食烟火的神更值得期待和塑造。
然而，我们并不能认为此时侠士形象的文学创作意识已经完全成熟起来。
要知道，在初唐时期，有关侠士形象的代表作《古镜记》便能将这一事实充分反映出来。
“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今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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